简光洲的办公室空空荡荡，巨大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身后的书柜里没有书，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12 本奖状、2 个奖杯。

“都是以前做记者时候拿的。”

做了十几年记者的简光洲现在是上海庄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兼合伙人，这是家 2010 年成立的公关公司。公司的合伙人们大部分跟简光洲一样来自媒体，《财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 世纪经济报道》、《新快报》、《第一财经日报》，每个都赫赫有名。

客户名单里没有奶制品公司，据简光洲说也曾经有找上门来的，但最终没有合作。简光洲强调这一点，原因在于让他成为焦点人物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这篇报道发表在 2008 年 9 月 11 日《东方早报》的 A20 版上，第一次点了三鹿的名字，由此展开了一个中国食品安全的大事件。

这个报道让《东方早报》成为《南方周末》2008 年度致敬媒体。在此之前，这份强调“影响力至上”的报纸，影响力更多存在于上海和长三角，一些特色专刊在知识分子群中有不错的口碑，在此之后，《东方早报》看起来有了当初它所期望的大报的样子。

简光洲赢得了包括一枚上海“五一劳动奖章”的诸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荣誉，如今它们摆放在他身后的书柜里。如果了解这次食品安全事件对奶制品行业的触动，多少会理解简光洲对相关公司的谨慎。

在这篇报道之后差不多四年，简光洲离开《东方早报》。又过了四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这家报纸也出版了最后一期。

（一）

14 年前，2002 年下半年，《文汇报》夜班编辑徐俊计划投奔沈颢。沈颢当时是《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负责人，21 世纪报系当时已经若隐若现，它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后在 2005 年更名）的下属子报系，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同属一个集团。30 岁出头的沈颢当年也如日中天，21 岁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后担任该报新闻部主任，27 岁担任《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28 岁的时候与同事们一起创办了《21 世纪经济报道》。

徐俊本来要加入的报纸是《21 世纪环球报道》，2003 年 3 月因为一篇报道停了刊。但最终让他没有离开《文汇报》的原因是南方报业正谋求与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要合作办一份新报纸，而主导者正是沈颢。《文汇报》时属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下，该集团在 2013 年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合并组成上海报业集团。

2003 年的上半年，徐俊正式加入筹备中的《东方早报》，担任《东方早报》总编助理，向他在《文汇报》的老同事邱兵汇报，邱兵当时出任《东方早报》总编辑。

“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就是现在《新民晚报》的老大楼，延安中路 839 号，楼也很破，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很破的桌子，二三十人就开始筹备了，当时沈颢也经常（从广州）到上海来沟通交流开会。”

在徐俊的回忆里，沈颢时常把《纽约时报》挂在嘴边。徐俊当时分管着一个报道上海本地新闻的版面，名字叫“大都会新闻”，“就是沈颢起的，他当时拿了一份《纽约时报》，Metro 嘛。”直译过来，就是“大都会”。

差不多同时，瞄着《纽约时报》的还有北京一群人。他们最初想直接取名《北京时报》。Slogan 与《纽约时报》神似，“负责报道一切”。后来费了一些周折，改名为《新京报》。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正式合作， “一个组织成建制的行为，200 多位核心办报人员多来自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都市报》”。韩文前介绍说。

韩文前是当时从《南方都市报》北上加入《新京报》的一员，他担任这家报社的总经理，负责报纸的广告运营。

那时候对于纸媒来说还是黄金时代，韩文前很快打破了一项纪录——300 万，这是《新京报》创刊号的广告收入，显示了广告客户对这份新生的报纸充满信心；每天 72 版，“跟南都两家是中国第一”；2007 年韩文前离开《新京报》时，这家报社的采编团队达到 600 人，加上经营人员，总共有“两千多人，以现在的报纸不可想象。”

“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创始人之一的程益中在《新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在此之前，程益中是《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他在 2003 年和该报时任副主编杨斌一起，带着 160 多号人浩浩荡荡来北京办报。

《新京报》创刊号

在一些记录里，《新京报》还被程益中描述为“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在发刊词中，他说，“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

同样理想主义强烈，同样气势不凡。《新京报》想成为“与首都这个地位相匹配”的“新型时政类都市报”，《东方早报》直接采用《纽约时报》式的大版面，立志做一份“有观点和自己鲜明的特色的”报纸。

（二）

这是媒体进化的结果。在 2000 年之后，脱胎于都市报这种市民化报纸，服务更高端——或者说中产阶级人群的城市报纸开始酝酿。一群媒体人开始了更主动的“大报”尝试。

1993 年加入媒体行业的韩文前认为，中国都市报的黄金期是 1995 年到 2005 年。

1995 年，被认为是都市报标杆的《华西都市报》创刊，它关注市民新闻，重点报道与读者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及社会新闻。到了 1997 年，《南方都市报》成立，着眼于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面向珠三角地区发行。

2001 年以后，《南方都市报》先后报道的深圳“ABA”公司涉嫌诈骗案、深圳特区转型专题受到关注，到了 2003 年，一篇关注收容所制度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将它推到顶峰，这则记录了湖北青年在收容所中意外身亡的报道引起舆论关注之大，直接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当年被撤销。

与此同时，广告收入也在与日俱增。2000 年年底，《南方都市报》的广告收入就已达到 2.6 亿元，到了 2003 年上半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收入据称达到 5.1 亿元，发行量超过 140 万份，平均每天出报 88 个版。

《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让聚集了大量媒体人才的北京、上海看到了机会。

《新京报》的目标是那群生活在“文化素质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文化又比较包容、敏感”的首都的人，《东方早报》则定位为一份“中产阶级的报纸”。它们都想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

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顾虑未来。恰好相反，他们信心十足。徐俊还记得邱兵对着他说要“办一份百年大报”的模样，在气势上和程益中口中“成为 21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不相上下。

（三）

“我们是抓住最后一波报业的尾巴。”2003 年加入《东方早报》的赵阳说。他先后在这份报纸的采编与经营部门工作。

报业发展进入了成熟期，广告收入也显示了这一点。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新闻系主任林晖援引描述中国媒体产业一书《眼球为王》的数据，1990 年至 2003 年间，中国报业广告收入从 6.77 亿元增长到了 243.01 亿元，14 年间的收入增长了 35.9 倍。这种增长的趋势在 2003 年以后继续延续，直到 2012 年后出现拐点。

根据广告数据监测库梅花网向《好奇心日报》提供的数据，2003 年至 2006 年间——也就是《东方早报》、《新京报》创刊后的 3 年时间里，中国报业刊例价总和从 182.6 亿元增长到了 366.1 亿元（刊例价是媒体官方对外报出的版面广告价格，实际包含了折扣部分）。

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大多由房地产支撑，这个行业平均每年为报纸广告贡献的收入在 13% 左右。每一个成功的都市报后面，都有一群房地产商，或者说一个好的周期。地产商喜欢在都市报上投放广告，直到泡沫泛滥，它们完全不愁任何销售问题。

随后，零售商店、家店卖场、汽车、奢侈品等行业也进入纸媒广告。

2005 年，《新京报》的广告刊例价收入为 4.6 亿元，超过了当时的竞争对手《京华时报》。此后的五六年里，这两家报纸打得不可开交。从 2008 年开始，《京华时报》的刊例价开始反超《新京报》，直到 2011 年，《新京报》以 12.7 亿元的刊例价再次超过《京华时报》的 12.1 亿元。

《京华时报》创刊要早两年，创办者中包括朱德付，同样来自于《南方都市报》。这份报纸在北京的合作伙伴是更有来头的《人民日报》。与《新京报》不同的是，《京华时报》并不标榜定位“高端人群”，用朱德付自己的话说，“我从不想办知识分子、有钱有势人看的报纸，我办民工报，我很光荣。”

2015 年的《京华时报》，该报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停刊

同一时期，《东方早报》也在经历广告收入上的增长，尽管在 2005 年这个韩文前口中的报业黄金时期结束以前，《东方早报》经历了两年亏损，但曲庭贤感受到，“2007 到 2010，2011 年（《东方早报》的广告收入）是高速增长。”他在 2003 年创刊时加入《东方早报》并负责版面创意设计，2013 年离开《东方早报》前曾担任《东方早报》副总经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方早报》核心管理者向《好奇心日报》证实了这一点，《东方早报》的广告收入“在 2006 年以后增长了五倍，2007 年之后就破了一个亿了，2008 年直接就两个亿了。三年间翻了十倍，从两千万到两个亿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这个广告突破的起点，与他们所有人说的“大报”变“小报”有关。多年过去以后回头看，这应该算是一次成功的妥协。

“那个时候叫好可能还不够叫座，因为它受这个报纸形态的影响，受众其实受到很大的局限。等到那个时候变成小报的时候，《东方早报》的影响才慢慢扩展开来。”赵阳说。

2006 年 10 月，《东方早报》舍弃原本对开大报版面，启用大多数都市报采用的四开小报版面。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都有变窄变小的趋势。

“大报改小报虽然只是形式上面，其实标志着《东方早报》想要从一份所谓《纽约时报》的百年大报走向了一份都市报。”徐俊说，“它不只是开张的问题而是志趣上的改变……理念上是个痛苦的抉择。”

（四）

无论如何，《东方早报》算是找到了自信。经营好转也让这份报纸有能力尝试更多的新产品，在 2008 年，这份报纸创立了周末特刊《上海书评》。

在当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都已经有不错的书评栏目。时任《东方早报》总编辑的邱兵希望能办一份“不那么同质化”的有知识分子气息的读书刊物。他为此请来《万象》杂志的创始人陆灏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任黄晓峰，由他们创办《上海书评》。

在《上海书评》执行主编张明扬的记忆里，《上海书评》历来没有背负什么广告压力，他们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做一份读书刊物，“让别人觉得《东方早报》是个很美的报纸，最起码很有文化格调的报纸。”

有句话时常伴随这份特刊，“纽约有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伦敦有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海怎能没有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这句话如今出现在《上海书评》的主页上，张明扬说，它“算是个非官方 Slogan”。

在北京，邹波差不多在这个阶段加入《新京报》，并成为其电影栏目编辑。2006 年那会儿，《新京报》“朝气蓬勃、如日中天”，“大家都感觉京城我最牛又自信，每天真的就是睡会懒觉之后就是迎着早上的太阳抬头挺胸地去报社工作。”

他将这种良好的状态归功于报社“自上而下传达的理念”，“要做专业的内容、要做专业的判断……我们做出的判断就一定要比别人靠谱更专业、不要说外行话，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东西。”

尽管《新京报》在 2005 年年底经历了一场人事变动，“大家觉得这个报纸会变，不再是‘负责报道一切’的《新京报》了，他们的职业理想肯定是遭到了打击。”当时加入《新京报》担任时政记者的杨华云后来庆幸，虽然“原来的领导不在了，但精神还在”。

简光洲此时已经在《东方早报》特稿部做了 3 年记者。又过了两年，他报道了那个为他赢得荣誉和名望的“三鹿奶粉”事件。文章发表后得到舆论关注，引致三鹿集团停产整顿，包括河北石家庄市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等被撤职处理，三鹿集团多位高管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5 年至 15 年。

“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 2008 中国传媒的良心。”《新周刊》将简光洲评为 2008 年年度新锐人物的获奖辞中写道。

简光洲，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但对它的作者简方洲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我们自己看三鹿奶粉这事情，假如我们当时自己回头一看，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回来一看再去讨论这个稿子，能不能上（报）都要打问号的。”简光洲说。

他的前同事徐俊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报道所造成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偶然性”，“值班的领导可能也没意识到这个稿子有多么厉害”。

其实，当时简光洲想得最多的已经是离职转行这些事了。“其实你每天做那些工作都很琐碎的，写的很多报道都非常琐碎，不是你整天就在质疑调查。”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东方早报》的大本营上海做一些本地新闻，“你不是说每天都在写一些重要报道，很多时候工作也是很无聊的。”以至于，简光洲至今还记得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异地报道任务，那是一个关于龙虾的调查，但关于具体报道了什么、去了哪里，简光洲并不愿意具体回忆，“现在看来是很小的一个报道，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报道。”

这种“新闻工作真的很琐碎”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简光洲 2012 年离职前。他当时还被一些其他的事困扰着，比如他曾经参与调查的“活熊取胆”事件，“反正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没发出来，当时也是非常大一个问题。”

杨华云也有这个感受。在 2006 年加入《新京报》以前，他是简光洲在《东方早报》特稿部的同事。在他的记忆里，只有在徐俊分管《东方早报》特稿部时，“那时候胆子还是挺大的，他会鼓励团队说你们再往前冲一冲”。

但徐俊能做的也很有限。“他们没有条线也没有固定的版面，一挤就挤走了，某种程度也会觉得他们的报道可能有风险。”杨华云的感觉是，“部门被边缘化”了。

特稿和批评类报道的边缘化不单单发生在《东方早报》内部。这一方面受制于经营。特稿“投入高产出低”，在强调速度、数量、版面的都市报语境下，这是个效率低下的报道形式。

更重要的一点是，媒体限制让这类有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稿件空间越来越窄。

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不管把谁当作标杆企业，都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华西都市报》、《华商报》等都市报曾在 1990 年代后期有过异地监督的案例，但 2005 年前后，“异地监督”开始受到限制，这形成了都市报在践行调查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时的阻力，也是徐俊口中“可能有风险”的来由。

《新京报》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其实是赶上了新京报的尾巴。最好的时候我不在。”杨华云有时感叹说。他所谓最好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爆棚的一个时期，所有人都在为理想而活着”。

在学者许纪霖看来，全球范围内的报纸都有大报与小报之分，而它们的区别“不是因为什么发行量，最重要的是大报有自己的立场，有态度，它也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小报是投机主义者”。《新京报》、《东方早报》曾经都想成为这样的“大报”。

但高潮已经过去。当时的《新京报》已经换过了两任总编辑。程益中在创刊不到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场，杨斌也已经离职。2005 年后，《新京报》的 slogan 从“负责报道一切”换成了“品质源于责任。”《东方早报》则早在创刊之前，沈颢和南方报业就已经退出。

（五）

而更麻烦的是积累得越来越大的来自数字媒体的压力。

2005 年左右，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在一次媒体人聚会的场合里感慨，单个纸媒的投入其实都远远比不上新浪在新闻上的投入。那个时候以新浪为代表的门户正是这些纸媒大佬们既爱又恨的对象。很多报纸都会把是否进入“新浪首页”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和考核标准，但这些聪明的报纸经营者也很清楚，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这些门户-竞争者，已经成为它们输出影响力的渠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8 年《东方早报》通过报道“三鹿奶粉”事件所形成的影响力，也早已不是单靠其自身的力量。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在当时都对这则报道进行了转载与评论，而新闻本身传递到上海以外的读者，主要通过的是门户的转载与传播。事实上，如果你今天在搜索引擎搜索报道原标题“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出现在首页最上方的就是来自新浪新闻的转载。

致命一击还发生在智能手机普及后。2009 年，新浪上线互联网产品“微博”，140 字的信息组织方式让人们逐渐接受“短平快”的阅读习惯，手机客户端加速了信息的碎片化传播，智能手机的普及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大块读报的时间遭到吞噬。

徐俊认为，阅读从报纸向屏幕转移，表面上只是形式与渠道的改变，实际上也意味着全然不同的聚焦方式，这反过来又会对内容生产起到反推作用。

不过，这也是徐俊后来的发现了。他在 2006 年年底离开《东方早报》。离开时，徐俊 29 岁，是《东方早报》的副主编，他感觉自己还挺年轻，但对于“每天坐在那里做的事情就是，来，我来签个字”，“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感到焦虑。他也感受到门户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总张罗着离职。2004 年，徐俊投资了一家做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公司。从 2008 年开始，他在 FT 中文网做了一个媒体札记的专栏，后来创立“新榜”，后者最重要的服务之一是对包括微信公众号在内的新媒体进行数据采集、评定指数。徐俊现在有一个知名度更高的笔名，叫徐达内。

人员的流失一直没停。

《新京报》电影编辑邹波在 2010 年离开了，几个月后加入了果壳网，现在自己做了一个视频创业公司“胡桃夹子工作室”，他的名牌产品是一款叫“一分钟性教育”的短视频。

简光洲所在的《东方早报》特稿部记者中，如今只有一位还在报纸就职。

当然，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也在大幅下跌。

按照梅花网 MICE 定制服务部运营高级经理毕云提供的信息，2012 年，中国报纸广告投放数同比下滑 19.2%，“10 年内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新华网新媒体观察援引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012 年，中国报纸广告刊登额从前一年的同比上升 11.2% 变成了下降 7.3%。一年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

大势已去。2014 年至今，宣布停刊的纸媒越来越多。留给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国报业 2016 报告》称，“2015 年，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与 2014 年相比下滑了 46.5%，其中都市报类下滑幅度最大，2015 年零售发行下滑 50.8%，居于各报种之首”。纸媒的销售渠道也在萎缩，2008 年年底到 2013 年间，由于报刊销量不佳，全国总共拆除了 10468 个邮政报刊亭。

与此同时，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由 2011 年的 7000 万部上升到 2014 年的 3.9 亿部，2016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就已经达到了 3.28 亿。

智能手机获得信息的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纸媒——不论是获得的成本还是阅读的随时与方便。

这些秉承着巨大使命感的媒体，开始自我改造。

《新京报》不成功的新媒体尝试早在 2009 年就开始了，那一年，《新京报》推出名为“即时新闻”的互联网产品，逻辑并不复杂，记者将所撰写的新闻第一时间录入素材库，编辑实时选稿并刊登在网站上。

但邹波看到的是一个愿景与能力不对等、集体与个人发展矛盾的现实。没有什么人愿意参与这一项目，它被视为一个负担。新项目最后只好用抓阄的模式来决定谁是编辑。

“一把手二把手不懂互联网。就是说，它踏进了一条正确的路，但是它不知道怎么在这条路上飞奔。”邹波说，“《新京报》每一步都踩在前面。但实际话，我们作为爱恨交加的老员工，总是吃不上热乎的。”

《东方早报》则在 2014 年 7 月迎来了声势浩大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总编辑邱兵还在当时写下创刊辞《我心澎湃如昨》。

“邱兵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某种程度上不钻研业务，跟大家呼朋唤友觥筹交错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徐俊发现，在办澎湃新闻之后，他的这位老友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澎湃新闻正式上线时，邱兵 46 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传统媒体干了将近 25 年。确切地说，这不仅是《东方早报》的新媒体项目，也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为上海报业集团挂牌成立后，最重要的一个互联网成果。

“从《东方早报》到澎湃转型，这就是打仗。”赵阳说。在这位前澎湃新闻副总编辑看来，那些参与了这场“仗”的人“年轻，不知疲倦，斗志昂扬”，同时“具有极高的专业素养”。

赵阳如今也离职了，加入了一个叫做“梨视频”的创业项目。他的新任老板与 2003 年做《东方早报》、2014 年做澎湃新闻一样，还是邱兵。

徐俊印象中， 邱兵 35 岁创办《东方早报》时总背着个小挎包，他带有点“江湖大哥”的气质，他和徐俊是仅有的两个从《文汇报》的“体制内”离开，加盟《东方早报》的人。

澎湃新闻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转型之一。这一次它获得的资本投入远远超过 11 年前的 1.5 亿，公开信息显示澎湃新闻在初创时拿到来自政府及财团的“3 至 4 亿元投资”，最近，它又宣布引进 6.1 亿元投资，全部来自上海当地的国有资本。《东方早报》创刊时文新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小股东中润传媒——上海最大的民营广告公司，鼎盛时期代理《申江服务导报》《新闻晨报》《新民晚报》和上海纪实频道等多个媒体的广告业务——在 2008 年被新华传媒收购。

（六）

2016 年 12 月的倒数第二天，徐俊说《东方早报》的老同事们张罗了一场小型的聚餐，30 多人，地点选在了威海路上一家名叫“小实惠”的饭馆。地方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徐俊说，那家饭馆是以前下班或者夜班结束后吃夜宵会去的地方，“吃了十多年了”，那天晚上被“我们挤得满满的”。

这个聚会中，有人来自澎湃，有人来自梨视频，也有人已经散落在各处。

但已经没有那个叫《东方早报》的报纸了。

在 2003 年 5 月，SARS 正影响整个中国的时候，《东方早报》在延安中路 839 号的三个楼面 4 楼、8 楼 、21 楼到处都贴着一个海报，“日出东方，大利中国。”

这个口号也来自于沈颢。现在他因为 21世纪报系的经济问题而在服刑。

在《东方早报》停刊的前一天——《京华时报》也出版了最后一期。它的所有人员转入《北京晨报》或者离职。创办者朱德付在 2009 年离职后曾出任阿里巴巴媒体业务副总裁。他在《京华时报》停刊前接受采访时称，虽说早知道纸媒大势已去，但只不过“以为是抛物线，没想到是断崖式”。

“（管控）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紧一点。”《新京报》首任总经理韩文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总觉得社会在进步，我们在努力，这个天花板会上移，或者说没有了呢。”2015 年在辞任了一家铁路及航空媒体运营公司的行政总裁职务之后，他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在 2007 年《新京报》“最好的时候”离开，不希望提及过去任何有关《纽约时报》的事。

“中国不可能有《纽约时报》的，中国不可能有《纽约时报》的。”他说。

这些天里，传媒圈里这些愁云惨淡的故事之外，传得最多的还有关于张一鸣的一些说法。他是今日头条的 CEO，中国眼下最成功的新闻内容平台，2016 年的广告收入据称已经到了 60 亿。他说，“我们不是个媒体公司，是因为我们不创造内容，我们不发表观点。”